看到一名年邁的老人倒地受傷,他將車停穩(wěn)后,下車將老人扶起。這對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駕駛員殷紅彬來說,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舉。而這樣的好事卻一度讓他很郁悶,因為將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誤認為肇事者,還驚動了公安部門。好在車內有監(jiān)控錄像,將他整個救人過程記錄了下來,這才還了自己清白。事情經中央電視臺披露后引起廣泛關注,真相大白后的老人全家備感內疚。(《揚子晚報》8月30日)
司機殷紅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還有乘務員郁維貞在場,但他還是只能依靠車載攝像頭討回“清白”。而攝像頭上次“立功”則是在2009年。當時,南京的鄭先生趕車時扶起一名跌倒的孕婦,卻被孕婦咬定是他將其撞倒。一旁的“證人”和趕來的孕婦丈夫都認定是鄭先生的責任,并提出2000元錢作賠償。鄭先生只得報警,最終民警用監(jiān)控錄像證明了他的清白。
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攝像頭,殷紅彬和南京那位鄭先生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樣,攙扶起老太卻被法院判決賠償老太,或者像最近天津的許云鶴一樣,說不清道不明。
對于司機殷紅彬來說,做好事無端被猜疑,這肯定是一件壞事情,讓他郁悶了好些時候。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從證據意識,從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講,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現(xiàn)在處于一個攝像頭密布的時代,當我們做好事被冤枉時,我們就應當增強證據意識,盡可能尋找一切能證明自己的證據。
當然,不可能在任何場合,都恰巧遇到攝像頭,但循著這個證據意識,卻可以自己設置攝像頭。比如,可以用手機攝下做好事的全過程,包括與跌倒者的對話過程;再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請路人做證明。有證據在身,我們就不怕我們“被彭宇”。
破解“彭宇困境”,當然不僅僅依靠當事人本身的證據意識,還要通過懲處誣陷好人者等措施,來減少做好事的風險。對于誣陷者,法律也當出手懲處?!吨伟补芾硖幜P法》規(guī)定:“反復糾纏、強行討要或者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乞討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薄皭浩颉睌_人,法律斷然出手,甚至處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試圖誣陷他人以得到賠償的人,其性質比“惡乞”更惡劣,涉嫌敲詐勒索;其社會危害也比“惡乞”更嚴重。因此,對誣陷好人者,如果證據確鑿,法律就應當規(guī)定對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得逞,視其金額大小和情節(jié)的輕重,可以用敲詐勒索罪來治罪量刑。
通過政府、社會和民間組織設立基金會和獎勵等方法,鼓勵人們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們在“被彭宇”后的后顧之憂,也是破解“彭宇困境”的途徑之一。像深圳市獎勵兩名攙扶跌倒老人的學生各一萬元,像廣州民間公益網站擬成立“攙扶老人風險基金”,為勇于攙扶老人卻被冤枉者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必要時還會提供經濟救助等做法,都能最大程度地促進人們做好事。(楊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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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扶起摔倒老人被誣肇事者續(xù):老太道歉致謝靠錄像扶不起迷失良知的誣告“老太”老太誣告扶她的司機,該以“敲詐勒索罪”伺候司機扶摔倒老太反被誣撞人 老太或涉嫌誣告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