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世紀的阿拉伯帆船模型。丁剛攝

　　?？诰W12月8日消息??11月15日，“大海的方向——華光礁Ⅰ號沉船特展”在海南省博物館展出，引發(fā)了公眾對海底文物的濃厚興趣。中國南海海域與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稱世界“三大沉船墳墓”，這里蘊藏著無數的寶藏和故事。然而，近年來南海海域盜寶式的非法打撈卻給文物保護帶來了新的難題。

　　一個又一個中國與世界聯系的秘密

　　傳遞豐富歷史信息

　　走進坐落在濱海灣的新加坡藝術科學博物館，看到來自海底沉船的唐朝金杯，令人感嘆工藝精美的同時，也情不自禁地猜想起它背后藏著什么動人的故事。在東南亞諸國的國家博物館里，那些從海洋深處打撈出的中國文物，不斷地增加著“鎮(zhèn)館之寶”的分量，也不斷地填充著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以及中外交往史的“空白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表明，水下隱藏著豐富的文化遺產，主要為古老沉船的殘骸，全世界大約散落著300萬艘未被發(fā)現的沉船。而中國南海海域與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稱世界“三大沉船墳墓”。中國水下考古中心曾作出推測：南海古沉船不少于2000艘，現在已經掌握了200多艘沉船的信息。

　　近年來，隨著深海沉船打撈技術的進步，南海及其周邊海域的沉船打撈更是屢有驚人發(fā)現，大批從這一海域出水的文物，揭開了一個又一個中國與世界聯系的秘密。記者在泰國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博物館查到的數據表明，在東南亞國家正式登記的已打撈出沉船的地點截至目前共有118處，大多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所發(fā)現。其中以菲律賓最多，為41處，印度尼西亞27處，泰國23處，馬來西亞17處，越南10處。這118處地點所打撈上來的沉船，足以組成一支龐大的多國艦隊，從歷史深處緩緩駛來。其中有來自中國的，也有來自歐洲、西亞地區(qū)的，而所有沉船都裝載了中國的精美陶瓷和金屬器皿，有的甚至還裝有瓜子和茶葉。

　　記者在半年的時間里，先后在新加坡、菲律賓的馬尼拉和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參觀過三個大型沉船打撈文物展，并采訪了展覽主辦方和一些專家。

　　在新加坡藝術科學博物館，自今年2月開始到10月結束的“下西洋：唐代沉船珍寶”展覽，展出了1998年在印尼海域打撈的沉船上的450件稀世珍寶，幾乎全是“中國制造”。展覽的簡介說，這艘公元9世紀的阿拉伯商船的出水文物共有6萬多件，系首次最大數量的集中展出，也是全球巡回展的第一站。

　　在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不久前剛剛謝幕的“神奇的沉船寶藏”展覽，展出了近年來打撈的13艘沉船上的240件文物，這些沉船最早的是公元10世紀，最晚的是19世紀，船上所載物品大部分為中國瓷器。

　　在馬尼拉的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沉船“圣地亞哥”打撈文物展已成該館固定的展出。這艘在1590年由中國人設計、菲律賓人建造的商船，后改裝為西班牙殖民者的戰(zhàn)艦?？脊湃藛T從1991年開始打撈，發(fā)現了3萬多件陶瓷器皿，其中有數千件為“中國制造”，還有來自越南、緬甸、泰國等國的陶器。

　　深海沉船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歷史信息。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譚海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出水文物的金錢價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傳遞出的歷史信息。比如，在新加坡展出的公元9世紀的“黑石”號及其船上打撈出的大量珍貴文物，可以為研究中國、東南亞和世界史的專家提供大量實證。全球多國學者已經通過對“黑石”號上文物的研究分析，在有關經濟史、貿易史、造船史、陶瓷制造史和藝術交流史等諸多領域有了新的發(fā)現。

　　記者在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的沉船文物展中看到，2003年4月馬來西亞在婆羅洲附近海域打撈出的一艘商船年代久遠，船上所載物品證實，該船大約為公元960年到1126年間制造，載有303件陶瓷器、250公斤陶瓷和數十件銅器。起先，考古人員未能確定這艘沉船是哪國制造，但有關專家對隨打撈物品一起出水的一些木材碎片的樣本作了分析，大致確定該船建造所用木材系生長于溫帶地區(qū)的樹木，由此確定為“中國制造”。該館的解說員告訴記者，如果對此船建造材料的進一步分析能夠確認是中國所造，無疑會對中國造船史的研究產生一定影響。

　　美國學者約翰·蓋伊和中國學者王麗明在對“黑石”號沉船的研究中發(fā)現，“黑石”號的瓷器上印制的大量生動的藝術圖紋，印證了公元9世紀這一時期中國與波斯灣之間活躍的文化交流。船上的陶瓷燒造于中國各窯口，器物上的裝飾與圖紋具有明顯的伊斯蘭元素，是以伊斯蘭工藝品為模板，為迎合伊斯蘭市場而設計制作的。這些圖紋被復制于陶瓷上，又出口到波斯灣，完成了藝術制作上的一個有趣的循環(huán)，成為當時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真實寫照。

　　記者在曼谷大學的采訪中還了解到，“明斷檔”(又稱“明空白”，The Ming Gap)也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其意思是指在東南亞諸國迄今打撈出的沉船文物中，極少見中國明朝早期的青花瓷。多年來一直在曼谷大學從事陶瓷考古研究的美國專家羅克斯安娜·馬烏德·布朗在其新書《“明斷檔”與東南亞沉船瓷器》中，對這一現象做了深入分析。她認為，一方面這是因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一度實行“海禁”，進口青料就斷了來路；另一方面，恰恰因為“明斷檔”，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陶瓷業(yè)在這一時期有了很大發(fā)展，在同期和之后的沉船上就發(fā)現了大量由越南、泰國等國制造的瓷器，這些瓷器部分采用了中國的工藝和圖案。羅克斯安娜的研究證明了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與產業(yè)發(fā)展早就有了融合與互動的關系。

　　譚海迪還告訴記者，通過對沉船的研究，學者們可以確認這些商船的航行線路。正是通過對東南亞地區(qū)新近發(fā)現沉船的研究，一條從中國向歐洲、非洲伸展而出的海上絲綢之路才更加清晰。新加坡《聯合早報》不久前在一篇有關沉船打撈的報道中說，從中國過去20多年的水下考古及南海一帶的沉船出水來看，自五代以來，海上絲路貿易一直頻繁持續(xù)，而東南亞成為重要的轉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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