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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公共關系研究中心、社會調查中心聯(lián)合主辦的《2014中國大學生城市形象及擇業(yè)傾向調查報告》發(fā)布，調查發(fā)現(xiàn)，受訪大學生選擇在二線城市發(fā)展的比例最高，為57.2%，其次是北上廣，占比29.5%。選擇三線城市的比例為9.4%，選擇國外、港澳臺、鄉(xiāng)鎮(zhèn)和四線城市的比例分別為6.6%、3.1%、1.6%和1.5%。(《第一財經(jīng)日報》7月9日)

　　因近六成人沒有在北上廣就業(yè)的傾向，于是“逃離北上廣”結論成立，并有某種“狼來了”的意味。如此場景并不陌生，與逃離相對應的自然是返回——當彼時逃離被熱炒時，此時又可能出現(xiàn)大面積返回，北上廣似乎成了國人心頭的一個結，在“逃離”與“逃回”之間讓人糾結不已。同時，這個命題又被附加了其他符號意義，比如底層向上，比如公平賦權，比如地域差距，比如身份歧視。

　　單從調查數(shù)據(jù)和字面理解，所謂逃離并不存在。一方面，大學生尚未在北上廣就業(yè)，還不屬于其間群體，沒有立足與扎根，何以逃離？另一方面，近三成人希望以北上廣作為就業(yè)首選地，比照龐大學生就業(yè)人群來說，數(shù)量依然不小。北上廣能讓近三成大學生作為首選，說明其集萬千寵愛于一身。這個比例難道真的不正常嗎？

　　近六成受訪大學畢業(yè)生選擇去二線城市發(fā)展，就一定能得出逃離北上廣的結論嗎？任何命題都應有一個前置條件，在北上廣就業(yè)多少才算合理，什么比例才是理論上和情感上的臨界點呢？事實上，大學生群體也呈現(xiàn)出嚴重的分化，從大專生到博士生的結構性差異明顯，在就業(yè)選項上有不同預判。學歷高則可能收入更高，同時也符合大城市的人才招攬計劃，反之則更適合其他地方的需求。再加上生活成本高、落戶困難等因素，就業(yè)意愿分化不足為奇。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市場命題，如果用社會心態(tài)反復分析，就難免有矯情之味。這幾年，“北上廣”命題作為熱點問題被反復炒，已經(jīng)有些讓人如同霧里看花。

　　鐵打的城市流水的人，來來往往本是常事，大學生就業(yè)“北上廣”命題本是一個偽命題，自然也就沒有逃離的悲情與返回的驚喜。恰恰相反的是，在命題的炒作之中，信息就有可能被放大或者變樣，給予大學生的并非一個客觀而全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如同“新就業(yè)大學生薪酬不如農(nóng)民工”等命題一樣，預設的條件潛伏著某種歧視，從而導致社會價值判斷標準左右搖擺，無法達成統(tǒng)一的共識。

　　放大某一方面就必然弱化其他。沒有必要給大學生是否選擇在這三座城市就業(yè)賦予太多的附加意義。真正客觀理性的判斷應該以市場供需關系和人的自由選擇作為標準。若以所謂的民生、地位、待遇、身份為標準，甚至以公平作為前提，那么就無法得出合理結論，自然也會讓人無所適從。大學生就業(yè)“北上廣”命題不必總回鍋，就像拿大學生工資和農(nóng)民工工資，或者白領與建筑工資比較一樣，再好的食材被反復回鍋，也會糊成一股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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