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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慰安婦”強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國

　　中國是“慰安婦”強征制度最大的受害國，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范圍內都很少有人知道龐大的中國“慰安婦”受害群體的存在。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從90年代初開始，整個的研究的隊伍并不樂觀，沒有多少人關注，主要就是我們上海師范大學的一個團隊。這個研究有很多條件的限制，需要大量的田野考察。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幸存者大多生活在農(nóng)村，有很多人是沒有生育，因為她們的遭遇。所以她們的生活狀態(tài)是非常糟糕。我們對這些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幸存者，也開始生活費的援助，從2000年一直到現(xiàn)在，17年沒有間斷過。像海南的陳亞扁老人，她多次地對來訪者說，如果沒有這些援助費，我早就死了。

　　90年代進入這個領域時，蘇智良剛過完第三個本命年，風華正茂；如今，他也步入了花甲。這些年來，他和夫人陳麗菲教授與大娘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問寒問暖，捐物添衣，探病送藥，直至陪她們走完最后一程。除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募集來的資金，蘇教授夫婦也一直自己出錢補貼取證費用和老人們的生活，一篇2005年的新聞中曾提到，截至當時，他拿出的花費就已有30萬之多。今天再問起，他卻不愿多談，只回復說，“遇見受害者群體，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就不能轉身離去。”

　　這兩年，蘇教授也曾嘗試利用網(wǎng)絡平臺發(fā)起捐助，獲得了數(shù)千網(wǎng)友的支持，但離“徹底解決老人們生活”的目標仍有差距。令他意外的是，今年年中，有人主動找上門來。

　　這是一場宣布資助“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的新聞發(fā)布會，發(fā)起人是在華經(jīng)商的韓國企業(yè)家梁必承、梁東霞父女。

　　記者：大概是在什么時候，是什么樣的契機，生出了想要幫助她們的心情？

　　梁東霞：非常最近的事情，我們一家人看了這個電影之后。

　　梁東霞指的電影，是今年春天在韓國上映的《鬼鄉(xiāng)》。這是一部講述朝鮮少女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的故事。戰(zhàn)時朝鮮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慰安婦”受害大國，近年來，“慰安婦”問題在韓國一直廣受關注。電影《鬼鄉(xiāng)》中，中國少女被強征為“慰安婦”的情節(jié)，使許多韓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國也有“慰安婦”受害者。

　　梁必承：看了以后，我、我的太太一起哭了。那時候我找(到)蘇教授，(問)什么方面我們可以合作，他說一個問題是生活費用，第二個問題醫(yī)療。

　　梁必承聯(lián)系了自己的多位中國企業(yè)家朋友，以及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的領導，他們決定一起出力，負責老人們接下來的生活和醫(yī)療問題。他們?yōu)檫@個專門的救助機構取名叫“22人的朋友會”，是從中國“慰安婦”幸存者的人數(shù)得來。

　　二十二，也是郭柯第二部紀錄片的名字。在拍完記錄韋紹蘭大娘母子生存狀態(tài)的《三十二》后，郭柯決定把其他“慰安婦”幸存者的故事也記錄下來。

　　郭柯：希望它能進入院線，目不轉睛地去接受觀眾的這種凝視。

　　紀錄片進入院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增加知名度和上映機會，郭柯報名了許多電影節(jié)。

　　在莫斯科電影節(jié)、釜山電影節(jié)等不少國外知名電影節(jié)上，《二十二》都曾獲得提名甚至拿獎；但報名國內電影節(jié)，卻總被拒之門外。

　　難得的是，今年四月，北京大學生電影節(jié)通知影片入圍，并邀請該片在北京師范大學進行展映。

　　觀眾：在這個藝術比較浮夸的年代，看到這么樣一個片子，我感覺到很榮幸。

　　郭柯：其實我報了很多電影節(jié)，我不知道大學生居然是能認可這個片子，真的要感謝大學生朋友。

　　觀眾：很希望能來我們學校。

　　郭柯：辛苦啊，從石家莊跑過來。

　　《二十二》在這次電影節(jié)上獲得了“紀錄單元組委會特別推薦獎”，但隨后在國內又迅速沉寂下來。

　　因為上映無期，《二十二》的微博一直沒能像其它影視作品的官方微博一樣，發(fā)揮太多造勢宣傳的作用，反而因為主創(chuàng)人員時?；厝ヌ酵先耍蔀槲⒉┥详P于“慰安婦”幸存老人生活現(xiàn)狀的，最及時詳細的消息來源。只是，這些傳來的消息，不時會讓人心里一沉。

　　訃告發(fā)出后，往往不會收到太多回應。它們迅速無聲地消失在人們的視線外，正如老人們靜靜的告別。二十二這個數(shù)字，在沉默中正一格格繼續(xù)向下跳動。

　　梁東霞是郭柯的同齡人，她與“慰安婦”老人們的緣分，則要追溯到更早。

　　梁東霞：大一的時候看我過父親寫的一篇文章，關于“慰安婦”的一個文章，我看了這篇文章之后，覺得哎呀我必須要研究“慰安婦”的問題。

　　梁東霞的父親梁必承從商前曾在大學擔任歷史教授，梁東霞繼承父業(yè)，本科時在美國達特茅斯大學攻讀歷史。

　　梁東霞：我發(fā)現(xiàn)它是一個比較綜合性的問題，它涉及到外交關系，女性權利，還有社會上的地位的問題，當時我們學校是沒有專門研究“慰安婦”的一個課程，然后我獨立申請了一個課程。

　　對“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幫助梁東霞贏得了達特茅斯大學的獎學金。她用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了韓國、日本、美國等地，進行深入調查。

　　梁東霞：當時發(fā)現(xiàn)那個80%是韓國的，然后剩下的是有中國的，還有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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